證券時報記者 郭博昊 孫璐璐

當前消費領域存在的部分行政性限制舉措抑制了消費需求的釋放，這在汽車消費領域顯得尤為明顯。為了緩解擁堵，北京、上海、廣州、杭州、天津等城市實施汽車限購政策，市民購車指標“久搖不中”的情況愈發凸顯。

《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對“有序減少消費限制”做出專門部署，特別“點名”改革汽車消費管理模式，“推動汽車等消費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分年限保障‘久搖不中’無車家庭購車需求”。受訪專家指出，若在全國范圍內取消汽車限購，5年內每年新增汽車消費將拉動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增加0.5%、GDP增加0.3%。

有序放開汽車限購勢在必行

“當前我國居民消費不足是‘無力消費、無意消費、無法消費’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要提振居民消費必須分類施策。”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張宇賢近日表示。

在張宇賢看來，汽車限購就屬于“無法消費”一類。他表示，對于無法消費現象，要通過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等來釋放消費潛力，比如，進一步放松汽車限購等，這是短期內就可以見效的，而且也是受消費者歡迎的。

以北京為例，2024年12月北京第二期普通小客車（油車）指標搖號，有66.3萬個家庭與266萬個人共同競爭9600個指標，家庭中簽概率不足1%，個人更是低至千分之一水平。

“限購的最大負面影響莫過于限制了數百萬輛汽車的消費需求。”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在2024年發表的《關于汽車限購政策的來由、現狀與經濟效益測算》報告中分析，截至2022年年初，綜合當時實行購車限購的8個地區情況看，有超過780萬輛購車需求被限制。

隨著“因地制宜優化汽車限購措施”“鼓勵限購城市放寬車輛購買限制”等被寫進相關政策文件，限購松綁已箭在弦上。“如今，取消汽車限購這種行政性措施，已經成為了包括政府、行業、消費者在內的全社會的共識。”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副會長王都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

乘聯分會秘書長崔東樹向記者分析，考慮到限制取消后車牌資源不再稀缺，部分投機需求被消解。他估算，限購城市被限制的牌照需求或有半數轉化為實際銷量，對提振車市、促進消費信心恢復具有積極作用。王都指出，據協會測算，若在全國范圍內取消汽車限購，5年內每年會增加汽車消費100萬輛以上，每年拉動社零總額增加0.5%、GDP增加0.3%。

不過，王都提醒，直接全面取消限購可能不太現實。限購政策壓抑的大量購車需求集中釋放，將對城市地面交通體系造成較大壓力，只有解決好交通擁堵問題，限購的大門才能打開。

從限制購買向使用管理轉變

全面取消汽車限購措施，在穩定和擴大汽車消費之余，還能增加消費者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當前，部分城市寄希望于通過簡單的限購來解決交通擁堵問題顯然是十分困難和不符合實際的，也有悖于現代城市治理理念。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專務副秘書長許海東認為，需立足于汽車社會與未來發展趨勢，規劃投資布局、道路設計、停車場建設及整體城市規劃。以北京為例，不應將優質項目過度集中于東、北部，以免造成人員潮汐式流動，加劇交通擁堵。應合理分散項目，將部分優質資源向南、西部拓展，實現交通的良性互動與分流。

針對市中心區域的擁堵問題，許海東指出，可借鑒國際經驗，大力發展軌道交通，倡導公共交通優先，引導市民減少在擁堵時段和區域的駕車出行。

王都認為，全面取消限購，可以選擇一兩個城市先行試點，通過構建智慧化交通需求管理體系，建立動態收費機制，采用經濟的辦法解決交通擁堵問題。再配套建立交通治理資金循環機制，實行惠民反哺政策，將收費資金分別用于補貼公共交通和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維護。由此取得經驗后再向其他城市推廣。

值得一提的是，汽車后市場同樣蘊含著豐富的消費潛力。“盡管有部分改裝項目允許備案后進行，但相比國際上一些國家，整體限制仍然較多，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改裝行業的發展。”王都指出，受法律限制，行業發展艱難，目前主要集中于車內內飾改裝等相對簡單的領域。

許海東介紹，當前美國汽車改裝市場規模約500億美元；2017年至2021年間，日本改裝車市場規模從48億美元增長至60億美元以上，平均年度增長率達到5.3%。他判斷，中國汽車后市場仍在發展，改裝市場主要集中在傳統汽車，新能源汽車改裝較少。未來，隨著政策松綁，中國的改裝市場規模會達到千億元人民幣級別。

因地制宜逐步松綁消費限制

除了商品消費領域外，服務消費領域的限制障礙同樣存在，且更多反映在供給端。中國銀行研究院副院長周景彤對記者表示，從需求端看，部分城市還存在車牌供給和購房資格等限制措施，抑制了大宗消費需求的釋放。從供給端看，環保、衛生、安保等市場行業存在準入壁壘，電信、醫療、教育等領域還可以進一步擴大開放，多主體參與將更有助于培育優質消費供給、激發消費意愿。在此過程中，需要把握因地制宜和平穩有序原則，逐步減少行政性政策限制。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宏觀分析師張文朗也表示，如果將消費分為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橫向比較來看，中國主要是服務消費占GDP之比較低。得益于新型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我國在移動手機網絡、固定寬帶的覆蓋面與發達國家差別不大，但在醫療保健、社工社保等服務消費較低，文娛休閑相關消費方面也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中還提到了“引導地方有序開展傳統民俗類消費活動”，對此，一資深政策研究人士對記者表示，在農村地區，婚喪嫁娶等習俗性消費還有諸多限制，有必要有序引導予以適當放開，因為這其中有不少屬于剛性的社交型消費，一些地區現存的限制性舉措規定得太細，需要適度松綁。

周景彤認為，《關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提出，堅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和優良作風，黨政機關把過緊日子作為習慣和常態，勤儉辦一切事業，騰出更多財政資源用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是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在新形勢下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更好實現財政政策目標的重要舉措。為更好地落實好這一政策導向，需要處理好三方面的關系。一是處理好黨政機關和社會市場主體的關系；二是處理好鋪張浪費和合理需求的關系；三是要處理好艱苦奮斗和正向激勵的關系。